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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第12:文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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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~~——《泥土里的想念》创作谈
~~~——读《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》有感
在新时代的深处~~~深入生活,才能收获
2019年07月15日 星期一 出版 上一期  下一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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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递人间大爱
——《泥土里的想念》创作谈
  ■ 宋安娜

  我与《泥土里的想念》里的主人公犹太女孩撒拉是在一条街上长大的。我家与她居住的福康里只隔一个路口,上学,玩耍,我们的脚印常常重叠,尽管我比她晚出生二十多年,但当我于本世纪初开始打捞犹太人在天津百年生活史这艘沉船,开始用文学和历史研究两支笔去激活这段历史时,撒拉就走进了我的生活。街道上空常常响起女孩儿嬉戏时的尖叫,街角间或有女孩儿的裙摆一闪而过,我知道,那就是她。

  天津自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有犹太人居住。在小白楼一带,犹太人建立了会堂、学校、医院、俱乐部和养老院,形成了完整的犹太社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,大批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中国,有的在天津安顿下来,工作,生活,组成家庭,生儿育女,于战争结束后又从天津走向新的生活。以色列海法的本杰明·卡布宁斯基(Benjamin  Kabuliansky)曾经三代人生活在天津,他深情地将天津比作犹太人“神圣的渡口”。

  为获取珍贵的口述史资料,我采访过许多天津犹太人。与所有历史学者不同,我的研究是逆向的,从细节起步再走向宏观,而细节往往更能令我流连:犹太人在天津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?当犹太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相遇时发生了什么?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刻,在人命危浅之际,这座城市给予了犹太人什么?那些生于天津、长于天津的犹太人,他们的思维方式、他们的语言符号,为什么至今仍留有天津的印迹?居住在美国西雅图的索尔(Sol  Birulin)把他的电子邮箱命名为“天津男孩”。他于1921年在天津出生,十八岁时赴美国,人生的玫瑰季节是在天津度过。他给了我一张他与中国保姆的合影。他才一岁,穿着中式裤褂,头戴老虎帽。手艺出自保姆,他叫她“阿妈”。那是个年轻的女人,目光慈爱安详,尤其是她光洁的前额,那光洁竟能穿越九十多年漫漫历史尘埃,照亮我的书案。她便成了小说里阿妈的雏形。居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塞穆尔·米勒(Samuel  Muller)从小在福康里长大,前几年脚步尚健,他每年都要回到天津,去福康里曾经住过的房子门前台阶上坐一坐。他忘不了童年玩伴儿金宝、银宝,希望我能找到他们。年代太久远了,福康里物是人非,我没能找到,但这两个男孩儿却蹦跳着来到小说里,与主人公犹太女孩儿撒拉共同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。

  在中国儿童小说中以一个犹太女孩儿作为主人公,似乎匪夷所思;但从我采访第一个天津犹太人到拿起笔来写撒拉的故事,已经过去了15年。漫长的寻找与钻研,漫长的呼吸与感受,当我给她取名撒拉时,她已经迫不及待、呼之欲出了。

  犹太人在天津以族群的存在方式生活了一百年。他们与上海犹太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大不同。天津犹太人中没有出现大亨和富商家族,他们开办的商行多为父子、兄弟型中小企业,主要从事皮毛贸易。在天津长大的犹太男孩,家境好的去英美读大学,幸运的考入洋行当个职员,而大多数人中学毕业后就会进入那些皮毛公司,骑着一匹骆驼到西北去收购皮毛。从犹太学校的毕业化装舞会到驼峰之上,几乎是天津犹太男孩的必由之路。天津犹太人与上海犹太人生存方式的最大不同还在于二战期间。天津没有虹口式的隔都,犹太人租住于浅街里巷之中,与天津人鸡犬之声相闻,清晨共一轮朝阳,夜晚共半边明月,由于必须共同面对战争灾难,彼此的相携相助和文化接近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。

  于是,撒拉不是《安妮日记》里的安妮,也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中纳粹铁蹄下的犹太女孩儿。撒拉作为天津的第三代犹太移民,虽然母亲早亡,她却得到了天津阿妈无微不至的呵护。战争降临,面对残酷、身处艰难,她与天津小伙伴金宝、银宝紧紧依偎,她身边有阿妈、小马哥哥、二房东张太太,是他们张开臂膀为她挡风遮雨,是他们将这跨越国籍、种族、人种的人间大爱赋予了她,同时,她幼小的生命也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,使她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都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。天津人海纳百川的胸怀、义气干云的气节和火爆热烈拥抱日子的生命态度,都影响了撒拉。她喜爱老虎褡裢及一切民间艺术,笃信“泥土里的想念”这个民间俚俗;她与金宝、银宝同甘苦共患难,帮助犹太难民勃曼叔叔走出精神阴影,用浴缸船为水灾难民送去食物;在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下,她勇敢地挺身而出,维护了文法学校校长马林斯基的人格尊严。当她终于找到阿妈,像一头复仇的小狮子扑向“霸占”了阿妈的日本女孩儿时,那女孩儿前襟上飘飞着的老虎褡裢令她戛然止步。那一刻,她深深地领悟了阿妈的爱,一位母亲对幼小生命的怜爱。这是超越一切罪恶、仇恨的人类大爱,也是这位中国母亲以天津文化的独特方式,言传身教,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她的。

  撒拉是“这一个”,她也只能是“这一个”。

  常常想起远在澳大利亚的一对犹太兄弟:鲍勃(Bob Sitsky)和他的哥哥拉瑞(Larry Sitsky)。他们出生在天津,哥哥生于1934年,弟弟生于1937年,现在一个住在悉尼,一个住在堪培拉。他们从网上买到了我主编的画册《犹太人在天津》,打开来,翻到第十七页“20世纪20年代天津犹太公会成员合影”时,不约而同惊呼道:“啊,外祖父!这是外祖父!”果然,前排一位秃顶的男士,正是他们的外祖父帕罗·托坡(Pavl Toper)。他是个皮毛商人,在公会内主管财务。他们立刻决定回天津来找我,来找他们童年的记忆。

  很幸运,我们找到了他们出生、成长的居所,那房子曾经承载了他们全家的欢乐和幸福,一个六口之家。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。犹太兄弟回忆起1951年他们离开天津时的情景。居所距海河只百多米,河边就有小码头,出了家门就上船。为了能在澳大利亚尽快安家,母亲带走了所有能带的东西,光三轮就叫了十三辆。走出家门,许多邻居向他们招手致意,队伍“浩浩荡荡”。那年冬天真冷啊,河水都冻了冰,客船前还有一艘破冰船……

  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:你们的外祖父母移民美国,为什么你们兄弟俩和父母要去澳大利亚?

  拉瑞回答道:“因为我和鲍勃在中国出生,美国政府认为我们是中国人。那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,我们不能入境。”

  我一下子惊呆了。

  做天津犹太历史文化研究许多年,我始终将这些现居海外的天津犹太人视为外国人。他们也的确是外国人,尽管属于犹太民族,但有的是以色列人,有的是美国人,有的是加拿大人,有的是澳大利亚人,等等,等等。他们是法定意义上的外国人。

  做天津犹太历史文化研究许多年,我始终将这些现居海外的犹太人对天津的思念视为一种乡情,温馨的往事,梦里的眷念,如此等等。

  而拉瑞的话让我看到了这乡情深处更深刻的蕴含——认同。

  一种刻骨铭心、深藏于心的认同。曾经同一片土地,曾经同一片蓝天;当我们看世界的时候,同一片屋檐为我们遮挡同一场风雨;当世界看我们的时候,那原来是一种共同的存在。

  这就是天津犹太人之与我们,也便是我们之与天津犹太人。所有的这些感悟,我全部寄托于小撒拉身上,希望这个小女孩能将这些告知世界。

  我从2001年开始研究天津犹太人历史文化,出版了大型画册《犹太人在天津》和长篇纪实《神圣的渡口——犹太人在天津》。2009年起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开始文学创作,长篇小说《十城记》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植项目,2014年由作家出版社以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推出。写儿童小说与此前所有写作不同,写作本身便是一种享受,仿佛回到童年,回到人性最初的起点,心灵再一次变得纯真,目光再一次变得单纯,而文笔,不知不觉中便有了追求优雅和诗意的冲动。阿妈心灵与外貌的和谐之美,福康里小院海棠花树之美,墙子河堤上春夏秋冬的风物之美,杨柳青年画的艺术之美,甚至市井上、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也充溢着美食美味的诱惑。众多的美感,通过字斟句酌,精心地打磨文字,然后集中呈现在小读者面前。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,小读者们不仅能够喜爱书里的人物,不仅感受故事传递的人间大爱,也能通过它,激发起他们最初始的、最稚嫩的,对于文学审美的兴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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